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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壹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觉得泸州，完全符合我心目当中对一座大城市应有的想象。 我的家乡，在泸州下面的一个县。不过，老家距离县城，还有一百多公里。在我正式进入县里面的第一中学念高中前，我只到过一次县城。那就是参加中考。 我就读的初中学校包了辆中巴车，将40多个想考高中的同学拉到了县城的武装部招待所。考完试后，再一车拉回来。直到考完试后的那一天下午，我才有空和其他同学逛了逛县城。 在这之前，我见过最繁华的地方，就是老家的场镇。看到大街上车水马龙的样子。我长吁了口气：“原来城市就是这个样子。”特意地，我甚至专门跑到一个叫做杨武坊的地方。一条街道之隔，就是当时的县委和县政府。不过，现在的县委和县政府已经搬迁到了新区。而老的县委、县政府已经拆掉，两栋大厦则拔地而起。站在杨武坊大街，想到我和县太爷隔得如此近，内心深处，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 初中4个班，如愿考上高中的，只有4人。我是其中之一。高中报到那一天，没有人送。从车站到学校，还有长长一段距离。找不到路，我哥哥专门给我画了一张地图。我现在还记得，地图是这样画的，车站出门倒右手直行，然后到一个名叫魔方茶楼的地方左拐。走完魔方茶楼那条街道右拐，然后一直走到陕西街。走完陕西街就到了一中大门。此前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曾经在县城的一所职高念过两年书。我后来一直琢磨，哥哥报到那天，又是谁给他画的地图？此前，他也没到过县城。 就像懵懵懂懂中一头撞进了高中，高中毕业时报考新闻专业，也完全是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。 高二年级文理分科，我除了学不好英语外，文理科都较为均衡。最终选择文科，是基于班主任老师的一段话。 当时正是2000年左右，从1997年起，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年头。媒体上称，2000年正是国企改革的攻坚年。经过阵痛然后重拾活力，这是国企改革的应有之义。不过，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。作为一名县城的高中生，我每天面对的，就是教材和各种各样的教辅资料。周末有空，我就到学校门口的一家书店租小说。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当我把金庸的所有小说阅读一遍后，我就正式告别了此前一直最爱的武侠小说。这就像某个阶段，我特别喜欢《读者》、《青年文摘》等心灵鸡汤式的读物。但突然有一天，说不看了就不看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是云！ 高中班主任当时是这样给我分析的：“读理科，最好的归属就是国有企业。现在国企改革，人都全部下岗了。你进去了还不是下岗。而文科就可以进政府部门。失不了业。”读完大学就失业？失业后还不得乖乖回老家扛锄头种庄稼？肯定不行！义无反顾地我就选择了读文科。不过，报考大学时，我则有了自己的思考。在我高二时，妈妈因病去世了。父亲则外出打工。考虑到为家里节省来回的路费，我给自己设定了目标，报考省内的院校。当时，免费师范生制度还没有开始实施。现在想起来，如果当时已经实行了这一政策。我现在可能就不是一名记者，而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作为一名穷人，选择当中，总是不得不屈从于各种各样的现实。这是一种最真实的无奈。 最终，我敲定编辑出版作为自己报考时的专业。因为，记者和编辑听起来都比较的高大上。况且，编辑专业还比新闻专业要少一点分。我不想继续复读。家里面当时的经济状况，确实也没法支撑我复读了。 像所有的文科类大学生一样，2006年夏天，也就是在我结束大三时，就不得不考虑实习这个问题了。和其他农村来的孩子一样，我把家里的所有亲戚全都考虑了一遍。其中木匠、篾匠、泥水匠，甚至骟匠都有，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和媒体哪怕有半点关系的。无奈之下，我不得不厚着脸皮找到一位印象还不错的大学老师。闲暇时，这位大学老师曾经说过，他以前在《华西都市报》总编室干过一段时间。和《华西都市报》的领导比较熟悉。听说我的情况后，这位老师问我：“想到哪里实习？”我说：“回泸州！”这位老师打了一通电话，然后就告诉我可以到泸州。“去那里和一位叫做高冰洁的老师联系。他是《华西都市报》地方部记者，负责泸州。” 就这样，我开始了一名新闻记者的实习之路。 直到现在，我还对那位帮忙联系实习的大学老师充满感激。 对于任何一位能够给予我机会的人我都充满感激。毕竟，在我步入社会的最初阶段，最需要，但也最稀缺的，正是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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